前辈曾说过，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有人看到了淫，有人看到了爱情，有人看到了社会没落。
韩国影星崔真实之死，似乎也是如此。我们中 国人看到了网络暴力，有人高呼要跟国际接轨，媒体上充斥着“限制毫无约束的网络自由”之类的文章。而最新一期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却剑指韩国社会，“在韩国 社会，带着单身女性，尤其是离婚单身妈妈的‘头衔’，那就属于‘贱民阶层’。”并正面抨击韩国媒体，“几乎没有一家媒体谈及作为一位离婚的单身妈妈生活在 保守的韩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。“
我比较信服《时代》的说法。崔真实当年因 《星梦奇缘》而大红大紫，“堪称韩国的朱莉娅-罗伯茨和安吉丽娜-朱丽，是备受全民喜爱的演员。”而后与棒球明星赵成敏结婚，生下一儿一女，但终因家庭暴 力而分手。离婚后，“电影及电视制作方都忌讳给她分量重的角色。其理由就是，崔真实是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妈妈。”而她又勇敢地碰触社会忌讳，公开谈论单亲妈 妈问题，希望改善社会歧视现状。这更为她带来了麻烦。
崔真实最后的确是因有人在网络上散播恶意流 言而死，但没有整个韩国社会对离婚妈妈的歧视，这些流言可能产生如斯巨大威力么？对于这种现象，社会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：流言这朵恶之花，只有在合适的社 会心理土壤上，才能蔓延盛开。网络在这其中不过只是一种媒介质罢了。当年阮玲玉之死，尚没有网络这种东西呢，恶意流言不同样快速传播，催逼人命！试想以针 对阮玲玉的同样流言，加诸于今天国内的某位女明星，恐怕不但不能产生致命的环境压力，反而会让该明星知名度大增，更加多金吧。无它，社会心理不同耳。
有意思的是，网络暴力问题在国内总是受到特 别的重视，传统媒体的重视程度又远高于普通网民，并且，越是负有更大导向责任的传统媒体，越是对此抨击激烈，呼吁加强管理的音量也越大，大体上是一种正比 例关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对网络实行实名制的韩国，更是不断地被作为国际惯例加以引证。“如果不引入网上污蔑罪及网络实名制，网上恶 意留言引起的弊端将持续出现。”韩国政治人物的这类讲话也被广泛转载。而实名制在韩国也饱受争议，更被指“韩国的网络政策令人羞愧”，实名制的实际施行效 果也不佳。这类信息就很少被报道了。这种信息选择性报道的情况，实在是很容易令人胡思乱想，网络暴力是不是就是“隔山打牛神功”中，那座倒霉的山？
前不久有着官员背景的人大代表，提议要将刑 法引进网络管制，类似的管制提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，提议者的背景也类似。今日之中国毕竟不同于以往，一项涉及广大普通民众利益的政策，“民意”这杆大旗总 还是要拿出来挥舞一下的。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民意是能被引导的。应该说，在这些年对网络暴力危害性的强化教育下，普通人中对加强网络管制的认同率， 是在上升中。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，一部比韩国更严厉的网络管制法令大约终将出台吧。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管制一旦强化，他们失去的将有多少。由于网络 技术本身的特质，如假身份证号码、假地址等很容易制造；如网站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一一比对相关信息；等等。使得网络管制很容易就会陷入“管好人远多于管坏 人”的泥沼。还有一点关键的，韩国毕竟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，“不当言论”的尺度是窄化，且边界较为明确的。而在我们的某些管理者手中，“不当言论”的尺度 将有多么边界模糊又无边无际，实在是难以想象。
网络暴力是一个问题，也需要应对。但诚如有 法学家所言：网络暴力所涉及的问题，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应对，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。且网络技术尚在快速变化中，立法又怎么立呢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在 此问题上立法，显然不是偶然的。韩国毕竟是东方国家，东方的习惯思维就是政府管制万能。可我们要明白，对于社会管理而言，绝不仅仅只有政府管制一途，还有 民间社会的自管理与个人反省这样的路径可选。《时代》根植于现代西方社会，西方社会民间的自组织很发达，基督教传统也使得西方人自我反省的文化传统很强。 出了问题，他们首先总是会先问社会有什么责任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，而不是偷懒地把问题一把推给政府就了事。这大约就是《时代》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崔真实之死 的原因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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